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人格教育资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经受着社会与人生的双重磨难，在道德修养和人生追求方面却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挖掘和利用好它们，对当今的文化和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丈夫”人格 

1.生活境遇实在不能说好     

 如果我们将古代中国与欧洲的知识阶层作一个比较的话，会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腊及古罗马时期，欧洲的知识阶层主要为贵族及自由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则主要为僧侣和贵族。而中国的“士”则在春秋以后，便逐渐成为一个只有“恒心”而无“恒产”的以“智”为谋生手段的阶层了。隋唐以降，科举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部分士子实现阶层流动，成为显贵，但与西方知识阶层相比，中国的知识阶层总体上的生活境遇却实在不能说好。

2.在出世与入世、理性与情感间找到平衡

孔孟的儒家道统在君主专制下最终成为一个乌托邦的幻影，而老庄及玄禅所营造的个体绝对自由的桃花源式的审美境界也是镜花水月。但是，儒释道合一的理性建构与诗乐的感性陶冶所营造的贵和而守中的文化价值取向，使得读书人的心理与人格在出世与入世、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了平衡。可以说，孔孟与庄禅虽然意趣迥异，但在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与肯定方面是一致的。

3.“重生”和“养生”的特质

欧洲文化以宗教为依托，否定今生，崇尚来世，企图通过对“虚幻”的此岸世界的否定来达到“永恒”的彼岸世界，即天堂。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更倾向于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统一起来，即把对乌托邦的向往寄托于对现实与人生的深深眷恋之中。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终极的理想境界不在身外，而在心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的学者与艺术家长寿者居多，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生”和“养生”的特质。

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十分明显的理想化特征。对读书人来说，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深刻的。这种悲剧式的人生使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得深刻、崇高。生活上的困顿与精神上的痛苦，使知识分子承受着双重的煎熬。但是，这一人格上的深刻矛盾并未使其走向毁灭，恰恰相反，在对社会的体察和对自身的观照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统一。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的知识阶层虽然命运多舛，但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和刚柔相济、卓然独立的“大丈夫”人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这种“大丈夫”人格成为传统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之所在。

二、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出世与入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在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结构中，二者获得了统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系辞》)，儒家讲入世，要求读书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境界，即《大学》中所说的“至善”的境界。

2.牺牲生命，杀身成仁 

崇尚阳刚，追求壮美，是传统文人的重要价值取向。屈原自沉汨罗，文天祥从容就义，这种为信仰和理想、操守和尊严不惜牺牲生命、不惜杀身成仁的“大丈夫”人格，成就了传统文人人生的崇高与伟大。但是，完美的至善境界只能无限地去接近，而不能最终达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庄与禅的思想凸显出其深刻性。

3.入世不狂热，隐逸不悲观 

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对现实的适应与改造；释道出世思想更注重对现实的超越，它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观。中国文人画建立在黑白二色之上的恬淡与悠远，中国古诗中频繁出现的“归”与“隐”的意象，等等，无不说明了庄与禅对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影响。释、道与儒家互补，使得读书人在入世时不至过于狂热，隐逸山林时又不至过于悲观。

4.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